<查看地圖時，潛意識會告訴我們，地圖通常是以北為上方。這種潛意識來自於地圖的繪製規則。可是，我們曾否想過，這種規則源於何處？為什麼這一規則不以東、以西或者以南為上方呢？。
準確地講，世界上並沒有一個明文規定，要求地圖學家在繪製地圖時必須以北為上方。以北為上，僅僅是一種地圖繪製習慣。
傳統史學觀認為，這一習慣源於歐洲，16世紀歐洲航海家依據北極星辨別方向，由此逐漸形成了以北為上的繪圖規則。然而，這種觀點卻與許多古代地圖相矛盾。在16世紀之前，不僅許多中國地圖學家，甚至一些歐洲或阿拉伯繪圖師也早已將北作為地圖的上方。
古代地圖繪製者與現代地圖學家不同，他們在繪製地圖時，有意無意地會在圖中反映出本民族或本區域的文化、信仰以及他們的世界觀。正是這些因素促成了一個民族或者一個區域的諸多民族在繪製地圖時普遍接受了某種習慣，這種習慣經過千百年之後形成了公認的規則。
此後，隨著人類的進步、社會的發展、東西方交流日益頻繁，全世界逐漸接受了某一民族的地圖繪製習慣，最終形成了當今世界各地一致公認並且遵循的繪圖規則。
為了尋求這種規則的起源，我們必須沿著地圖史的脈絡，溯委窮源。鑑於一些歷史學家聲稱，此規則源於西方，我們的探索之旅就從歐洲地圖史中起步。
以東為上的古代世界地圖
5世紀至14世紀期間，歐洲知識界一直深受基督教教會的控制。為了維護基督教的統治地位，教會想盡一切辦法排擠科學技術的發展。有些西方史學家將這一時期稱之為歐洲的「黑暗時代」。
在這一漫長的歲月中，基督教教義主宰著歐洲的地圖學。此時期歐洲出現的地圖基本上都將世界繪成一個圓圈，基督教聖地耶路撒冷位於地圖的中心，伊甸園所在的東方處於地圖的上方。這些圓形世界中間通常用一個與英文字母「T」相類似的圖形將整個世界分成歐、亞、非三塊大陸（見圖二）。歐洲與亞洲之間隔著頓河或者黑海，非洲與亞洲之間為尼羅河，將歐洲和非洲分開的則是地中海。
史學界認為，這一形狀的世界地圖是七世紀西班牙塞維利亞主教聖.伊斯多爾（St.Isidore）發明的。這種世界地圖出世之後，其模式在歐洲盛行了近八百年。由於這種世界地圖的構成要素是一個圓圈和其中的「T」字，史學界普遍將這類地圖稱之為「T-O世界地圖」。據統計，歐洲目前已經發現了六百多幅這種類型的古代世界地圖。這一數字顯示出，在黑暗時代的歐洲地圖學中，T-O世界地圖居占著絕對的主導地位。
中世紀早期，歐洲還流行著另外一種世界地圖。它看上去略比T-O世界地圖複雜，但基本上保持了T-O世界地圖的格局。這種世界地圖通常繪出歐、亞、非大陸上的四條主要河流，即尼羅河、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恆河，並且將亞當和夏娃畫在地圖的正上方。據稱，這種地圖最初源於八世紀西班牙修道士貝徒斯（Beatus）之手。為此，史學界將此類地圖稱之為「貝徒斯地圖」（Beatus Map）。
13世紀之前，基督教教義認定世界是一個平坦的圓形，耶路撒冷位於大地的中央，大地四周都是深不見底的海洋。在基督教教義的主導下，當時歐洲人繪製世界地圖的主要目的僅僅是為了解說《聖經》中講述的世界，而不是為了表現真實的地域輪廓。那時，歐洲的世界地圖繪製者大多是教堂的神職人員，他們繪製的世界地圖通常作為基督教書籍中的插圖，或者掛在教堂內作為宗教宣傳畫。這些地圖內容簡單，注釋稀少，圖中描繪的重點是天堂所處的方位和聖地耶路撒冷的所在地。正是由於這些原因，中世紀早期歐洲人繪製的T-O世界地圖和貝徒斯地圖，總是按照《聖經》中的記載，將伊甸園所在的東方作為地圖的上方，以耶路撒冷作為地圖的中心。
13世紀下半葉，歐洲繪圖師們逐漸將一些地理訊息添補到T-O世界地圖之中，「T」和「O」兩個構圖要素開始發生了變化，並且逐漸從圖中消失。但是，以東為上方的繪圖原則很長時間維持不變。
進入14世紀，世界地圖在歐洲擺脫了作為《聖經》圖示的地位，漸漸地被視為一件獨立的作品。從十四世紀一些歐洲教堂的圖書目錄中可以看到，世界地圖開始被單獨編排目錄，而不是像以前僅僅作為書籍的插圖。西方史學界將歐洲這一時期出現的世界地圖稱之為「轉型期地圖」。最能反映此類地圖特徵的，當數維斯康緹教父於1321年繪製的世界地圖和黑格登（Ranulf Higden）於1350年繪製的一幅世界地圖。在這兩幅世界地圖之中，已經可以看到一些表現地域輪廓的圖形以及相關的地理訊息。但是，兩幅地圖仍然嚴格遵循著歐洲傳統的繪圖原則，將東作為地圖的上方。
從14世紀下半葉開始，歐洲人的地圖方位格局出現了實質性變化。許多歐洲地圖學家放棄了以東為上的傳統，改成將北作為地圖的上方。同時，他們不再將聖地耶路撒冷置於地圖的中央。最為典型的圖例就是1415年《德．韋哥世界地圖》。此圖以北為上，圖的中心位於曾經作為蒙古帝國天文、地理研究基地的撒馬爾罕。
「協於上下，以承天體」之圖
清代著名陰陽學家葉九升在《地理大成山法全書》中將中國古代傳統地理學分為兩大類：一類稱之為「地利」之學，即為了識別道路遠近、審視山川險易或測量地勢高低等實際目的所做的地理研究；另一類稱之為「地脈」之學，即出於勘驗風水和命運占卜等目的所做的堪輿研究。
正如葉九升所言，中國古代地圖的確可分為實用和堪輿兩大類。實用之圖的作用是幫助人們了解自然地理狀況，而堪輿之圖則是出於華夏民族的信仰。我們談論九鼎圖時曾提及《左傳》中的一段記載：周定王的使節向楚王講解九鼎時稱，九鼎是「協於上下，以承天體」。與九鼎一樣，中國古人繪製堪輿地圖的目的是為了承轉天意。
由於古人認為承轉上天規定的秩序是皇帝的一項重任，祀天祭地在古代社會被視為一件國家大事。《左傳》稱，國家大事無非分為兩種，一是祀天祭地，二是軍事征伐 。《三國志》也記載：但凡君王立國建都，首先應確定祀天祭地禮儀所在的位置。祀天祭地包括「祀天」和「祭地」兩部分。「祀天」是對天的崇拜，在陰陽五行中屬陽性；「祭地」也稱「社祭」，是對地的崇拜，在陰陽五行中屬陰性。而地圖則是「祭地」儀式中不可缺少的「禮」品。
中國古代有關祭地的最早記載，可見於2000多年以前成書的《周禮》。但在漢朝之前，對祭地的方式並沒有統一的規定。自漢文帝始（西元前2世紀），祭地逐漸演變成為一種固定不變的禮儀。漢代之後，歷屆封建朝廷基本上承襲漢制禮儀，直至清朝末年。
中國古代祭地禮儀的規則主要包括：祭壇為方丘，且位於都城之北；將犧牲祭品埋在祭壇北側；祭地儀式中，皇帝面朝北方。祭地時祭壇上、下擺有許多社祭用品，地圖就是其中之一。《周禮注疏》記載：祀拜蒼天必須配有天文圖，祭拜大地必須配有地圖。
漢代史學家班固在《漢書．郊祀志》中也說：祀拜蒼天須用天文圖，祭拜大地須用地圖，畫有日、月、北斗的為天文圖，畫有山川的為地圖。
《漢書．律曆志》也載：祭拜大地，應用正方形地圖表現出大地的形狀。《通典》和《後漢書．祭祀志》也均有關於地圖作為祭地供品的記載。《十洲記》記述說：漢武帝曾經要求東方朔繪出載有東海、南海、西海和北海的地圖，漢武帝得此圖後將其隨身攜帶，並常對此圖行禮朝拜。《文獻通考．郊社考》記載了西元56年漢光武帝的一次祭拜儀式，此儀式在漢朝國都正北方舉行，儀式上擺有地圖、神像和供品。
在上述史料記載中，地圖被稱為「地理」。「地理」最初是易學中的概念，它專指用於「祭地」或占卜的地圖，這種地圖通常描繪出山脈、河流、海洋以及地域輪廓。
漢朝之後，許多封建王朝承襲漢制，在祭地儀式中將地圖作為祭品。《元典章．崇祭祀》記載了元朝皇帝數次祭地禮儀，從記述中可以看出，每次祭地禮儀都使用了地圖。
作為祭品的地圖，在方位、形狀和內容方面必須服從祭地禮儀的要求。祭地是對土地的崇拜，故用於祭地的地圖必須畫有陸地、海洋、山川、江河。古人以正方形表示靜止不動的大地；從其形，擺放在正方形祭壇旁邊的地圖也必須是正方形。祭地禮儀的朝向為北方；順其向，祭地禮儀中擺設的地圖也必須是以北為上方。
中國古代製作地圖的另一個特殊目的就是用於占卜。地圖占卜起源於易學。這種哲學認為，地圖是連接天地、反映天意的神物，從中既可以預測上天賜予的吉祥，也可窺測出天意安排的凶災。有關古人將地圖用於占卜的最早記載可見於孔子編撰的《尚書．洛誥》。此書記述說，古人通過觀察河水進行占卜，並且通過繪製地圖反映占卜的結果。
西元前5世紀至西元前3世紀的戰國時期，中國劃分為若干個諸侯國，其中七個最具實力。為了預測這七個諸侯國的興衰，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分別對應七個諸侯國。這種星宿分配就是古代「分野」理論的起源。戰國之後，許多封建朝代基於分野的理論，以星象作為轄區劃分、布兵設營以及官隸設置的參考依據。中國古代的國都建築規劃也受占星術的影響。北京故宮之所以稱之為紫禁城，其名稱源於紫微垣星宿。古人認為，紫微垣星宿是天神的居住地。與其相對應，人間皇帝的起居地稱之為「紫禁城」。北京故宮的東華門、西華門、左掖門、右掖門以及端門等名稱也都源自一些星象的稱謂。
比如《史記．天官書第五》在描述太微垣星座時說：在上天的皇宮中，武將位於西方，文官位於東方。據此，北京故宮院內，西南有武官進出的武英門和專為武官配備的武英殿，東南有文官進出的文華門和專為文官配備的文華殿；北京內城南側有兩個側門，西邊的側門稱之為「宣武門」，東邊的側門稱之為「崇文門」。可見，占星術在北京古城的規劃布局中曾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在中國古代星象觀測體系中，北極星是最主要的恆星，北斗七星也是最主要的星座。《論語．為政》稱：政權以道德為中心，這如同北極星居眾星之中。《史記．天官書》也說：北斗七星是天上皇帝的坐騎，它位於天的正中央，陰陽五行、季節時令全部都圍繞著北斗七星運轉。
(以上文章摘錄自《古地圖密碼：1418中國發現世界的玄機》，劉鋼著，聯經出版)
作者簡介(引用自博客來網路書店)
劉鋼
知名收藏家、地圖史學者
198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現為知名商務律師、收藏家、地圖史學愛好者。曾在《地圖論壇》和《測量學研究》（E-Perimetron）等地圖史學刊物發表學術文章，並數次在國際研討會上發表講演。2006年1月，他將收藏的《天下全輿總圖》（《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公布於眾，引起很大回響。《經濟學人》、《時代周刊》、《紐約時報》、CNN、BBC、路透社、法新社等數十家國際知名媒體相繼報導，引起全球轟動。鳳凰衛視「文化大觀園」曾經播出專題訪談節目。2009年9月中央電視台播出三集紀錄片《古圖探祕》之後，作者及其收藏的《天下全輿總圖》再次引發熱烈探討。
作者數次在國際研討會上發表講演：
2006/10/4 新加坡「鄭和下西洋論壇」 講題：「辯析《天下諸番識貢圖》」
2006/10/7 馬來西亞「鄭和下西洋與麻六甲」 講題：「鄭和下西洋的範圍」
2007/7/10 中國青島「鄭和航海經濟文化國際論壇」 講題：「鄭和下西洋與中國古代文明」
2010/7/5-8日 馬來西亞「第一屆鄭和國際學術會議」 講題：「鄭和時期的西洋概念及範圍」
2010/7/31-8/2 中國大陸西安「第七屆中國地學史學術研討會」 講題：「裴秀『製圖六體』新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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